第八节 天津都市的发展和地区城镇的形成

(一)天津都市发展沿革和地域结构特征

天津早期的城市位于南北运河汇入海河的三汊口地段。这一方面由于海河上游几条河流航运的发展使居民点向各河交汇口迁徙,元代以前,“已有沿卫河之滨,结邻而居者矣”。另一方面,三汉口为一傍河台地,地势较高,是三角洲广大低洼地区避免洪水泛滥的良好场所。公元1214年,金朝在三汊口设立直沽寨,派兵戍守,直沽寨作为军事据点和河运聚落是天津历史上最早的市镇,成为天津城市兴起的基点。

天津城市的初步繁盛主要在元朝定都北京之后。1271年,元朝正式定都北京(时称大都),由于每年有大量漕粮依赖于江南,并主要经由长江口到直沽的海道,而后转运大都,因此,地处南北运河交接之地,又是海运登陆和转运地点的直沽寨,便成为漕运和仓储的中心而逐步繁盛,出现了接运厅、天后宫等漕运管理机构和宗教场所。当时直沽地区“舟车悠会,聚落始繁”,出现了“晓日三汊口,连樯集万艘”的兴盛景象。

明永乐二年(1404)天津筑城置“卫”,是天津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明成祖以直沽为海运和商船往来之要冲,令在三汊口西南侧筑城、设卫,派兵戍守,并赐名“天津”(意为天子渡口,成祖兵下沧州曾在此过渡),这便是天津地名的开始。天津聚落的人口和范围,发生了明显的扩展。明还都北京后,天津更成为京师重要交通门户,特别是此时大运河已告畅通,南粮北上的巨大漕运,以天津为入京咽喉。由于糟粮的输送,一般商业也随之发展,并带动了地方盐业的兴盛。因此,天津人口不断增加。清初,对漕运更为重视。由于“漕船过津例须起剥”,其他官船、商船也必须钞关盘结、纳税而后放行,天津的漕运经济职能得到了明显增强,商业和城市空前繁荣,自天津城西北角经北大关至天后宫一带运河沿岸,商贾云集,店铺林立,“俨然一大都会也”。漕运业和城市商业的兴盛,带动了其他行业的发展。后来,国家司盐机构和大量盐商又移入天津,并开放辽东和天津间海上粮禁,私人粮运业兴起,天津逐渐兼具了华北盐业、粮食的集散、经销中心和北方重要商业都会的经济职能。城市职能的扩充使得城市规模进一步扩大,清雍正三年(1725年),改天津卫为天津州,同年又升为直隶州,雍正九年升为天津府,并置天津县,到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天津城关一带人口已达20万左右,成为经济繁荣的“畿辅首邑”。

明清两代天津城400多年的持续发展,逐渐形成了城内和城厢两个不同功能区的天津古城格局。天津土城明永乐年间修筑,城池成坊,十字成街,为一个1.5×1.0公里的矩形,以鼓楼为中心,衙宇官署、文学武备集居城内,城外沿河一带则为市肆商业、行庄、货栈、码头和手工作坊等聚集区,以东门北天后宫为中心,形成宫南宫北中心商业区,并扩大到估衣街和河北大街一带。

鸦片战争后,天津受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影响,进入了以近代工商业为主体的发展时期。1860年,天津辟为通商口岸,英、法、美等国开始在天津划占租界,控制天津的海关、金融和交通。外国资本在天津开设了十几家近代企业,同时,以天津机器局(1867年)、北洋水师大沽船坞(1879年)和天津铁路公司(1887年)为代表的清政府官营近代工业也发展起来,成为早期天津近代工业的主体。随着天津港埠的逐渐形成和京山铁路(1889年)、津浦铁路(1912年)的先后通车,“三北”的皮毛、直鲁豫晋陕的棉花、华北的粮食、油料、猪鬃等农畜产品大量来此集散或转运出口,20世纪初天津已成为北方最大的商业中心和贸易口岸。在此期间,天津民族工业也发展迅速,出现了以官助商办为主体的北洋实业(如直隶工艺总局,1903年、启新洋灰公司,1906年)和大批全部民营的工场。清朝末期(1912年),天津已成为具有80万人口,近代工业产值和口岸贸易额仅次于上海的全国第二大工商业城市和北方最大的经济中心。1928年设立天津特别市,城市人口突破百万。抗战期间,天津为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日军出于侵略战争和经济掠夺的需要,大量投资于军管企业和基础设施,天津在全国经济萎缩中畸形繁荣,到1945年城市人口已达171万,比日本占领前的1937年增加了63万。1949年天津解放时,城市人口 179万,建成区面积为61平方公里。

这一时期天津的城市地域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迁,突出的是租界区和“河北”新市区的兴起以及城市重心由三汊口海河沿岸转向租界区。各国对于“租界”范围随意一再扩大,以致在天津各国租界面积共达15平方公里,为天津老城面积的9倍多。租界内的广大地区,除有个别村庄寺院外,多为低湿荒凉之地,故早期发展较为缓慢。不久由于沿海航运的逐渐扩大和铁道的兴建,租界内基础设施逐渐完善和海轮泊位沿海河逐渐外移,我国官僚、富商纷纷前来租界经营商业、设立分号,租界地区人口日益增多,商业逐渐繁荣。同时老城东北的广大“河北”地区,也随着京津铁路的通车和近代民族工业在此大量设厂,逐步形成了一个齐整的新市区。民国初期军阀混战,天津华界地区动荡不安,大量居民迁入租界,更促进了租界区的进一步发展。天津城市逐渐成为一个沿海河发展的港口城市,城市夹河而立,主要街道均与海河平行和垂直,呈现出以港口租界为新核心的近代城市格局。

抗战期间,随着周围地区人口的不断涌入天津城市进一步膨胀,在这期间,日本占领者在离老城一百多里的海河口北岸开挖新港,发展滨海工业,建设塘沽新区,对天津城市发展格局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到1949年,天津市区面积达61平方公里。由上可见,天津整个城市是由不同历史时期形成的地段组合而成的混合体,既有受我国古代城制传统影响的旧城区(占建成区面积的4%),又有受西方影响形成的具有资本主义城市特点的租界区(占建成区面积的25%)。而天津开埠后急剧发展起来的平民区则占整个城区面积的71%,区内建设杂乱,人口密集,设施落后,呈现出典型的半殖民地城市的特点。

(二)解放后天津城市的发展和区域城市群体的形成

50年代初期,天津城市开始在依托原有老城基础上,按照“由内向外、由近及远”的原则进行了新的建设,在城市边缘开辟了4个工业区、3个仓储区和7个工人新村,并着手对城市防洪、道路、住宅、环境和文化设施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改造,1957年建成区面积达到92平方公里,人口达到253.5万。50年代末,城市扩展迅速,又新辟了6个边缘工业区和相应的生活居住区,老城内也出现大量街道工厂,到1962年建成区面积已突破140平方公里,人口也达到287万。经收缩和调整后,70年代后期开始,城市发展再次加快,在城市边缘新建了大量工厂、机关和住宅小区,同时城市现代化改造的步骤加快,一大批标准高、设施新的住宅、公建和市政工程应运而生,高层建筑不断涌现。到1988年底,城市建成区面积约为220平方公里,人口达到350万。同时城市地域结构也出现新的变化,形成了行政办公、商贸金融、文化服务为主的城市中心区和由11个工业区和12个大型居住区组成的城市外围生产生活区的新格局。

与此同时,天津整个城市的布局也开始突破单一的中心市区的框架,向滨海和外围地区建设新市区和卫星城。在滨海地区,从50年代末开始,为配合港口、石油化工、海洋化工、造船及电力工业的发展,先后建设起塘沽、汉沽和大港三块较大的新市区,其中塘沽市区距天津市区43公里,面积54平方公里,人口34万,已达到一个中等城市规模,其职能主要是作为全市贸易口岸和港口工业区。加上作为全市石油化工和盐化工基地的大港和汉沽,整个滨海地区城市建成区面积已达到76平方公里,人口超过60万,已成为整个天津城市主体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城市的近郊外围地区,为控制中心城市用地连片蔓延,50年代末开始建设杨柳青、军粮城和咸水沽三个卫星城,60年代又增辟了大南河卫星城。经过30多年的发展,目前几个卫星城建成区面积合计已超过20平方公里,人口达到15万,成为全市电力、汽车、轻纺、仪表和化学工业的重要基地,对改善城市空间形态,促成天津由单核心城市结构向组合型城市结构演进起着重要作用。

天津城市职能在区域范围内的扩展和城市布局向组合型结构的推进,促使了一批新兴的滨海和卫星城镇崛起;同时,也带动了整个三角洲地区以乡镇工业为基础的广大县城和基层乡镇的发展。到1988年底,全区城镇总数已达到90个,市镇总人口744.64万,区域城镇密度每千平方公里4.05座,市镇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63.11%,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已形成以天津市区(含滨海区和卫星城)为核心,以外围县城为纽带,以广大乡镇为节点,拥有多个层次和互为补充的区域城镇网络,成为全国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地区之一。

(三)天津城市规划和城市发展方向与前景

天津的城市规划最早始于30年代末。日本军部出于永久占领天津的野心,曾编制了“大天津都市计划”,设想开挖塘沽港和津塘运河,沿海布置重工业等,城市发展明显指向沿海,有着浓厚的经济掠夺色彩。新中国成立后,城市规划方案曾多次编制和修订,其中对城市发展影响较大的是53年、59年和81年三个规划稿。1953年的规划吸收了苏联经验,确定了城市外延扩展的主要方向和市区的总体格局;1959年的规划开发了滨海新市区和近郊卫星城,并采用集团布局控制城市蔓延,奠定了天津现在组合型城市群体格局的基础;1981年的规划提出了在全市范围内进行产业和人口的合理布局,促进滨海地区和蓟县、宝坻后方腹地的较大发展,建设市区、滨海区和蓟、宝三个城市群体。

80年代中期,城市总体规划又重新修订,并于1986年8月经国务院批准执行。规划明确天津城市的发展方向是具有先进技术的综合性工业基地、开放型的多功能经济中心和现代化的港口城市,本世纪末城市人口规模为610万(其中中心市区人口380万)。总体布局上突出中心市区的高、精、尖技术产业和多功能经济中心的职能,重点建设滨海及海河下游工业基地和现代化大型港口,改变原有的三个城镇群的大布局,建立以中心市区和滨海分市区为双主体,以津塘长廊地带为纽带,大中小城镇星罗棋布的整个区域城镇体系。

依据这一规划构想,天津滨海地区经济和人口的增长将不可避免。一方面,中心市区不断扩展,人口密集,用地严重不足,已制约了天津中心城市作用的发挥,另一方面,滨海地区有着港口、油气、海盐和大面积荒地等多种发展优势,环境容量大,加上一大批大型骨干企业的逐渐成长、完善,发展条件极为优越。80年代以来,随着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海河下游工业区的开辟,天津新港、大港石油化工基地和大港电厂的扩建,以及津塘一级公路、海门大桥、李港铁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天津城市发展已越来越明显地重心东移,指向滨海地区。规划设想,本世纪末滨海市区人口将达到120万人,接近中心市区的三分之一,成为天津市极重要的贸易口岸、重工业基地和港口性质的滨海副城。

作为天津城市主体的中心市区,在规划时段内仍将有重要发展。本世纪末人口控制在380万左右,城市用地将有较大幅度增长,规划市区面积达到330平方公里。整个市区将由三个圈带组成:第一个圈带为市中心区,面积约71平方公里,发展成全市的信息、金融、贸易、行政、高教和科研中心;第二个圈带包括已建成的15个城市工业和仓库区及配套的生活区,是以生产和居住为主的圈带,并可划分为相对独立的六个综合分区,面积约259平方公里;第三个圈带包在整个城市的外围,是宽500—1000米的以果园和鱼塘为主的绿化林带,起市区环境保护圈和用地控制圈的作用。市区目前绿地匮乏,规划以海河为城市风景轴线,发展滨海河公园带,在城市外环线外侧建设环境保护圈,内侧建设环城林荫带,同时结合河湖绿带,将郊外绿地呈带状楔入市区,加上市区内大、中、小型公园,形成点、线、面结合的覆盖市区的绿地系统,使天津城市环境质量能有较大的提高。

第九节 水资源问题

水资源短缺是制约天津附近老三角洲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

老三角洲位于我国半湿润与半干旱的过渡区,年雨量仅约500mm左右,且年际、年内变率均很大,少雨年份年雨量仅为多雨年的25%,夏季雨量又占全年的60%以上,该降雨特性决定了天然水资源的不足和水旱灾害特性。本区域内水旱灾害十分频繁,春旱出现机遇在90%以上,即十年九旱;夏季的洪涝灾害在过去海河下游来整治之前十分严重,现已有所减缓。

1.天津附近老三角洲水资源短缺已成定局 老三角洲水资源需求量大大超过供水量,已成为我国严重缺水区之一。水资源包括地表水资源和地下水资源。海河流域是本区域地表水资源的重要源地,也是地下水资源的主要补给源地,海河流域水资源的多少和开发利用程度直接影响老三角洲地区水资源供给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建国以来,海河流域是我国水利建设的重点地区之一。兴建了大量蓄、引、提水工程。特别是在各主要支流山口处,修建了密云、官厅、于桥、海子、黄壁庄等大型水库,水库的总控制面积已占山区面积的83%,平水年可控制山区水量的72%,其中永定河、滹沱河及漳河上水库已控制山区面积99%,层层拦蓄了进入海河下游的大量水量。此外,在下游平原区大量打井,取用地下水。现今海河流域地表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已达68%,地下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已高达84%。70年代以来,经济高速发展,工农业和城乡生活用水需求逐年提高,水库上游的入库水量也有明显减少。如永定河上游50年代灌溉面积仅300×104亩,70年代已发展到600×104亩,加上工业、生活用水量,官厅水库的入库水量,70年代比50年代减少30—50%。所以以天津地区为主的老三角洲地区所能利用的河流水量,主要是外围山区各支流水流经水库调节后的水量(表2-9)。

表2-9 海河流域主要水库调水量现状(水量:108m3)

续表

海河上游山区入库水量的减少和水库的拦蓄,以及平原地区地下水的过量开采,引起地下水位逐年下降,雨水的下渗水量增多,地表产流量减少,使地处“九河下梢”的天津地区地表水资源逐年大幅度减少,海河入海水量也逐年趋于枯竭(表2-10)。

表2—10 海河入海水量递减情况

随着天津地区海河来水量的逐年减少,用水量逐年增加,水资源供需矛盾更加尖锐。建国以来,至1980年的30年间,天津自来水供水量每年增加8.8%。据水资源供需平衡分析,天津市现在可供水量22.3×108m3(其中地下水4.2×108m3),需水量39.O×108m3,缺水量已达16.7×108m3,缺水率43%。如遇3—5年连续枯水年份(如1980—1984年),海河入海水量枯竭,水资源量入不敷出,超量开采地下水也是杯水车薪。1980年后,京津地区连续干旱,1981年官厅、密云两水库蓄水量进一步减少,蓄水已无法保证京、津两市用水,国务院决定两库蓄水只供给北京。为了保证天津供水,限制农业用水,天津市两次临时引用黄河水。1981年10月15日至1983年9月5日,天津市靠临时引黄和岳城水库放水(共供水17.0×108m3)渡过了连续干旱。1982年5月起,国家兴建引滦工程(引滦入津和引滦入唐工程)。其中的引滦入津工程是以滦河为水源向天津供水的跨流域引水工程。滦河上游来水,由潘家口水库(总库容19.5×108m3)调蓄后经大黑汀水库(总库容3.4×108m3)抬高水位,再经分水闸分水,其中以设计流量60m3/s分水向天津输送。1983年起,引滦入津工程每年以10×108m3毛水量向天津输水,天津实收6—7×108m3水量。海河流域外的滦河已成为天津的重要水源。

到2000水平年,天津市计划总供水量29.9×108m3(保证率p=75%),其中地表水13.9×108m3(引滦水7.5×108m3),地下水7.0×108m3,引黄水4.1×108m3,污水回水3.7×108m3和利用海水代替淡水1.2×108m3。如按2000水平年的需水量50.3×108m3计,则缺水量仍有20.4×108m3,缺水率仍高达40.1%,缺水程度仍未有明显减缓,如不采取别的措施,那么水资源短缺在天津地区就会成定局,那仍将制约着本区域经济发展。

2.水资源短缺对环境影响 水资源短缺,水资源供需矛盾尖锐,更加促使了无计划、掠夺式的拦截地表水和超量开采地下水,使问题更为严重,由此对环境产生一系列较为严重的影响:

(1)河道沙化、入海水沙锐减和河口淤积。海河流域已建的大量大中型水库,在防洪、调节径流、工农业城镇供水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但由于水库上游用水量增加,入库水量减少,故水库下泄水量愈来愈少,造成山区河流流入平原后长期少水,甚至干涸断流,断流日每年可达200天左右,甚至全年断流。海河流域的几条多沙河流(如永定河和滹沱河等)90%的泥沙淤积在库区,水库下泄水量极少,这是海河入海水量大为减少的主要原因。下游平原河流水沙的锐减和断流,不但引起河口闸下严重淤积,而且不少河道沙化,或由于河流对污染物稀释能力减弱而污染严重,甚至成为城镇污水的排污通道。

(2)地下水位降低和地面沉降。老三角洲是我国地下水开发利用最高地区之一,地下水利用固然弥补了地表水不足,为工农业和生活用水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过量开采则对水文环境产生了负效应。其中地下水位下降、地下水位降落漏斗形成和由此产生的地面沉降最为严重。70年代和80年代初是天津过量开采地下水和地面沉降的量严重时期,平均每年农业开采地下水量4.62×108m3,工业及生活用水开采地下水量3.07×108m3,合计7.69×108m3(其中1.16×108m3为浅层地下水)。深层地下水的超采,易导致地下水位快速下降。天津市有几个深层地下水集中开发区,开采深度一般超过200m最大可达900m,每年开采3×108—4×108m3,形成以市区为中心的向外扩展的区域性地下水位降落漏斗,漏斗面积达7000km2,中心水位低于外围水位约60m,范围北起宝坻县,西部和南部伸入河北省,向东延伸至渤海湾,其中还分布有塘沽、汉沽、静海及天津市等集中开采区的次级漏斗。第二承压含水组水位每年以1.5m速率下降,到1980年8月漏斗中心水位埋深已达62.8m,第四承压含水组水位每年以4.4m速率下降,到1980年8月漏斗中心水位埋深已达94.5m,水位低于-62m的面积达367km2。

地下水位大幅度下降和降落漏斗形成,导致天津地区地面大量沉降,沉降范围北起宝坻县,南达黄骅县岐口,西起坝县,东至宁河县和渤海湾西岸。天津市1959—1985年最大累计沉降量为2.64m,有5个沉降中心沉降量均超过1.50m,市区大部分地区年沉降速率超过50mm。塘沽1959—1985年最大累计沉降量为2.595m,年最大沉降速率231mm。

地面沉降不仅造成井泵失效、地裂、盐碱化加重,最为严重的是海河干流堤防高程降低。目前海河堤防已普遍降低1—2m,加之河床因淤积而抬高,使海河干流的泄洪能力已由原设计的1200m3/s降至500m3/s。同样,海河河口挡潮闸发生闸体下沉。如海河闸水准点1963—1986年累计沉降1.103m,闸体的下沉既减少了闸门的泄洪能力,又抬高闸下水位,再加上闸下淤积影响,闸下的高低潮位逐年均有抬高的趋势,加重了风暴潮和海河洪水袭击的威胁。

1983年9月,引滦入津工程通水后,从此天津有了可靠的稳定水源,增建和扩建了水厂,日供水量由原来的70×104m3增加到140×104m3,缓和了缺水程度,并为减采地下水创造了条件。1985年起,天津市加强供水管理,压缩地下水开采量,实行封井回灌或填井,逐步以自来水代替井水,并提倡一水多用,循环用水,以控制地面沉降。1986—1988年共停用或封填工业水井597眼,使市区400km2的年沉降量,由1985年的86mm减少到1988年的24mm,平均以21mm速率递减;塘沽1985—1988年共停井155眼,其年沉降量,由1984年的137mm减少到1988年的29mm,平均以27mm速率递减(表2-11。)

表2—11天津市区、塘沽区年平均沉降量统计

3.缓解水资源短缺对策 占有黄河老三角洲大部分面积的天津市是我国三大城市之一。根据1986年国务院批复的天津市城市总体规划,天津将建成拥有先进技术的综合性工业基地,开放型、多功能的经济中心和现代化的港口城市。本世纪末全市人口为950×104左右(其中市区人口380×104左右),以海河为轴线,改造老市区为全市的政治、信息、金融、贸易、文教、科研中心,工业发展重点东移,大力发展滨海地区。

在老三角洲水资源严重短缺的背景下,天津市今后的经济发展对用水需求将更加超过当地水资源承载能力,水危机将更为严重。因此,唯有天津市水危机解决,城市总体规划目标才能得以实现。目前,天津地区外来水源已逐渐枯竭,地下水开采已达极限,为解决天津地区水危机,除了厉行节水政策,加强供水管理等节流措施外,必须在节流基础上开源,即跨流域调水入津。已建成的引滦入津工程每年向天津供水5—7×108m3,这也只是对缺水起到缓解作用,缺水量仍很大。所以必须采取下述两项工程措施,以扩大引水规模:

(1)引黄济津工程。黄河中下游径流是黄淮海平原(包括京津地区)重要水源之一。引黄济津主要是引用黄河下游冬季径流,引水方案之一是利用原引黄渠道(位山、潘庄等)引黄河水北上,引水能力为100m3/s,可供水量10.6×108m3。主要向天津市和输水干线沿线的沧州市、泊头市供水,并适当兼顾沿线农业补水。该工程近期解决天津用水,在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未竣工前先引黄济津,将来南水北调东线工程完工后,不但可解决天津缺水问题,还可以为引滦济京工程创造条件,以黄河水源补偿引滦济潮(白河)的水量。

(2)南水北调东线工程。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是包括天津在内的黄淮海平原东部水资源的重要开源途径。其调水路线是在江苏省扬州市附近抽引长江水,沿京杭运河以及与其平行的部分河道向北调水,流经淮河水系,在山东省东平县与梁山县间穿过黄河,进入海河水系后,仍沿京杭运河继续北送到天津。输水总干渠长1150km,黄河是全线的最高点,穿黄水位比抽江处的江水位高40m,在黄河以南建14个梯级抽水站,穿过黄河后可自流。黄河以南,有天然湖泊洪泽湖、骆马湖、南四湖、东平湖可供调蓄,调蓄库容约60×108m3;黄河以北,可利用北大港、团泊洼及南大港等洼淀修建平原水库,以合理调蓄江水和淮河、海河的当地径流。

南水北调工程竣工后,除有航运和排涝治碱效益外,主要效益是供水。配合当地水资源利用,在城市和工业供水方面,可为天津、沧州、德州等10余个大中城市提供工业和生活用水,还可为徐州、兖州、淮北煤田和坑口电厂用水提供可靠的水源。按东线输水河道情况,抽江水量最大不超过1500m3/s,穿黄最大不超过700m3/s。计划在2000年前完成一期工程及穿黄隧洞(200m3/s),作为天津市和河北省特旱年的紧急备用水源,2000年后,东线二期工程竣工后,可将水送到天津,从根本上扭转缺水局面。